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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鼋头渚樱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锡小史:
“当周秦间大产铅锡,至汉方殚”
无锡初建,可追溯到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偕弟仲雍,东奔无锡梅里,筑城立国,自号勾吴。泰伯说:“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
在夏商周三代,太湖流域落后于中原。泰伯所奔的东吴,正处在马桥文化时期。据史学家李学勤讲,这时的马桥文化,只有微弱的良渚文化的印记。唐陆龟蒙拜谒泰伯庙,不禁感慨:“故国城荒草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
太湖,是万年前长江与钱塘江所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段淤积而成的。太湖成为平原上的洼地,周围有大小湖荡个。低洼沼泽,河沟纵横,芦苇摇曳,年前泰伯初来时,无锡就是这样一番景象。
▲无锡荡口古镇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关于无锡的得名,颇多说法。一说来源古越语,出自春秋时期。
二说出自战国时期,《越绝书》载,春申君曾“立无锡塘,治无锡湖”。又盛传西周以来,锡山盛产锡矿,至汉初锡矿采尽而得名。唐陆羽《惠山寺记》和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皆有类似记载,大有资源枯竭耗尽的用意。
《惠山寺记》谓:“山东峰,当周秦间大产铅锡,至汉方殚,故创无锡县,属会稽。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更为无锡县,属吴郡。”这一说法,为历代无锡地方志沿袭征引。但清光绪《无锡县金匮县志》则认为“王莽时大改郡县之名往往与旧名相反”,所以“锡出而更名,孝顺时锡竭而复旧,殆不足据”。
三说则认为,“无锡”是因生活在无锡的某一个古越人部落,以一种治鸟为图腾而得名。
▲无锡的现代都市风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惠山泉水:
“雪芽为我求阳羡,
乳水君应饷惠泉”
喝无锡的茶,当用惠山的水。
惠山多清泉,有“九龙十三泉”之说。作为专有名词的那眼惠山泉,为唐大历元年间无锡令敬澄所开,原名漪澜泉。茶圣陆羽亲品惠山泉,将其泉位列为第二,故此泉也得名陆子泉。
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爱惠山泉,令地方官用坛封装,驰马千里,供他煎茶。此事为皮日休讥诮:“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国去国三千里,莫比杨妃爱荔枝。”李绅在无锡做仆射,也称惠山泉“人间灵液,清鉴肌骨。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也”。
▲江苏省无锡锡惠公园,惠山白石坞下的“天下第二泉”—惠山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到宋代,惠山泉更是声名日隆。欧阳修撰《集古录》,请蔡襄做序,精选四件礼品:鼠须栗毛笔、铜渌笔格、大小龙团茶,另一件就是一瓶惠山泉。苏东坡作诗云:“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黄庭坚也作诗云:“锡谷寒泉撱石俱,并得新诗虿尾书。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杨万里更为凑趣:“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俱佳。一瓣佛香炷遗像,几个衲子拜茶忙。”宋徽宗时,惠山泉成为宫廷贡品,已与民间无关。高宗赵构在金兵追击下逃经无锡,仍有雅兴一品惠山泉,颇有几分生死度外的洒脱。
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专为惠山泉题字作诗,笔迹至今犹在。
明正德十三年,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游览惠山,饮茶赋诗,遂做《惠山茶会图》。半山碧松之阳有两人对说,一少年沿山路而下,茅亭中两人围井阑会就,支茶灶于几旁,一童子煮茶。方家说,此画运笔纤细,略带拙味,是小青绿画法的新格。
清乾隆帝封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而这个二泉,也就是二胡曲《二泉映月》的二泉。
▲惠山泉,天下第二泉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宜兴紫砂:
“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
宜兴是中国的陶都,隶属无锡,盛产最好的紫砂陶。
紫砂陶不同于其他的陶,是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炻器。紫砂陶的起源略有争议,有宋说和明说,以明说占主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记载:“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人们常说紫砂陶贵重如珩璜、珍重比流黄,可以达到与黄金争价的境地。张岱说:“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明熊飞说:“景陵铜鼎半百清,荆溪瓦注十千余。”《台阳百咏》中记载制壶名师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茗壶图录》也记载过“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的事情。
▲宜兴紫砂壶图片来源:图虫创意紫砂陶温润朴实,不施釉彩,素心素面,颇得明清文人的喜爱。明中期出现了一批兼有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精器大师。陈仲美最早将款识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壶史之先河。陈用卿则首次将铭文刻于壶身。到清朝,专业刻家代署款铭刻蔚然成风。文人对紫砂壶创作的参与,促进了茶道与文学的互动。
造壶十八式的陈曼生写过一幅对联:“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倘若要深究茶与紫砂的渊源,我们会注意到明初某些有趣的改革促成的经济背景。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而改制叶茶。这不仅带动了茶文化系统的转变,也使得茶饮用方式发生剧变,遂令紫砂在茶器中异军突起。
▲半瓦当式紫砂壶,清末陈曼生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东林书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一地的人文荟萃,则必同此地的教育有关。明末有四个著名的书院,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其中,著名的东林书院,便在无锡。
《明史·顾宪成传》记载:“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携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
东林书院的重建资金,由顾宪成募集,共耗银两。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沙龙,东林书院制动《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定期会讲。东林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甚至连食宿都是免费的。
▲东林书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顾宪成传》说:“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这里宽松自由的学风,后为权阉魏忠贤所忌惮,终被构陷罗织罪名。
今天,我们很难证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书院与此地的人文荟萃的直接关联。但是,这样的一家书院无疑会熏染无锡的人文环境,而这样的文化氛围,又极有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传承。
我们依然能循着东林书院的线索,寻觅无锡文脉走向。那是钱钟书《围城》的诙谐,是杨绛《洗澡》的隽永,是徐悲鸿《奔马》的动感,是钱穆国学的厚重,是周培源物理学的艰深……
▲杨绛和钱钟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徐悲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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