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文高福生/图

湖南人常把湘江比作自己的母亲河。

自南向北的湘江,滋润着她拥抱的土地,哺育着千千万万人民,一代又一代;而自南向北的先进文化,沿着奔腾不息的湘江溯流而上,传播到湘南、华南,让湖南人紧随着时代而前进。

一川江水,上也是歌,下也是歌!

今人能看到的最早的湘水之歌,也许是《越人土风歌》:“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溢沓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1]湖南人之所以“磊砢”——有棱有角,是嵯峨之山所磨砺;湖南之所以“英多”——惟楚有材,是因不断溢沓扬波之湘水所哺育。

这波,首先是不断溯流而上的文明之波。

公元年,是唐代的永贞元年,9月,一个叫做柳宗元的外乡人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还在赴任途中,他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他只好改道湘江,从长沙发往湘南。

这次贬上加贬,对柳宗元是一个人生的意外:如果他走驿道前往邵州,当看到满目苍凉,也许更会心情愁怅;而改走湘江水道,清波浩淼,一洗忧伤,于是,他唱起了湘上渔歌:

渔人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他像那江畔的岩崿,已淡看天下的纷争。永州十年,他以自己的才华,照亮了遥远的蛮荒之地……

柳宗元的遭遇是唐宋时期磊砢文人的共同经历。

元结职道州、苏辙贬永州、秦观放郴州、寇准谪衡阳,多是走的湘江水道。因此,王安石送别好友刘贡甫谪官衡阳时,就唱到了湘江:

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

行逢二三月,好与雁同来。

雁来人不来,如何不饮令心哀。

莫厌潇湘少人处,谪官樽俎定常开。

——莫说潇湘少人气,那里,却是一个贬官聚会的地方。

到了明、清时代,国家的流放之地已经远离湖南,但这种文人对待湘江的复杂情怀,也延续到了明清两代:

明代湘潭人周楷唱道:

幽思茫茫看江水,何处渔歌江上起。

一叠凄清愁未终,几声断续肠相似。

南天归雁亦悲鸣,不到潇湘无此情。

清代隆回人魏源唱道:

溪山雨后湘烟起,杨柳愁杀鹭鸥喜。

棹歌一声天地绿,回首浯溪已十里。

雨前方恨湘水平,雨后又嫌湘水奔。

浓如酒更碧如云,熨不能平剪不分。

文化人对待湘江的复杂情感,早已在屈原的《渔父》中呈现。但伟大的屈原以诗人的手法,将这种复杂、矛盾情感,幻化成“屈原”与“渔父”两个人物的对话:

那位面容憔悴,神情枯槁的屈原游荡于汨罗,遇见了一位神采奕奕的渔父。渔父问:“你怎么这个样子了?”屈原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如是这般。”

渔父说:“你有些自命清高,自以为是了!”

屈原说:“我宁愿跳到湘江,葬身鱼腹,也不会混迹在这世俗之尘埃!”

渔父莞尔而笑,唱起了渔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水之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水之浊啊,可以洗我的脚。

渔父远去了,屈原怀沙跳进了汨罗江。

渔父之歌,从此也流向了远方……

湘江日夜流淌,“屈原们”几声断续肠相似,却以文化润三湘;而“渔父们”没那么复杂,他们欸乃一声山水绿,摇船打网唱渔歌。

“屈原们”塑造了湘江的精英文化;而蒋南所编著的这本《湘江渔歌》,为目不识丁的“渔民们”记录下了传唱下来的民间湘江歌谣。

一条大江,两类歌谣,一样人生,不同命运。

《湘江渔歌》纪录的是一种既可荡涤污垢,又能容纳山川的情怀:

唱起渔歌歌悠悠,悠悠岁月不回头。

不回头来顶风走,走得大河水倒流。

天上起云一团团,哥在船上想姣莲。

劝郎莫在船上想,黄金难买四月天。

这种情怀来自开阔的眼界,也来源于自在的生活:

高山大岭望云烟,望见永州洞庭船。

望见洞庭下大雨,望见永州火烧天。

渔歌一曲迎朝晖,风帆暮载锦鳞归。

点点轻舟腾巨浪,片片晚霞片片飞。

堤外碧波万里悠,江上扁舟千担鱼。

乘风扬帆一曲唱,一路顺水到沙洲。

打渔人生活阳光灿烂,同样也有艰难困苦。渔歌《江上打渔郎》告诉我们:“管山九十九条船,打渔下滩洞庭前。九十九甲(个)船牯佬,只有九十三甲(个)还。”管山坪,为衡阳市衡南县靠近湘江边上的一个村落,旧时管山人靠打渔为生,每次捕渔湘江洞庭,总有渔人遇难。渔夫们唱着这悲伤的往事,不是嚎啕、也不是哭诉,但有淡淡的哀伤、也有前赴后继的向往。

湘江养育了打渔人磊砢的湘江人精神。就是娶不到老婆的打渔人,唱的《单身歌》也无哀怨:“桐子打花背驮驮,别个笑我冇老婆。缓两三年讨一个,摇船打网两公婆。”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总是充满向往。

读着蒋南所编著的《湘江渔歌》,也不免有些疑虑:编著者采集渔歌的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这里为什么还保存了这么多的渔歌?这些传唱渔歌的渔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这些渔歌,为什么不是劳动歌、而多是情歌?

清人魏源《三湘棹歌·蒸湘》自注云:“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故有三湘之名。”《湘江渔歌》正是采撷于蒸湘——古代衡州所辖区域;而其中的重点就是龙祖潭,即今莲湖湾之属地。

乾隆《清泉县志·食货志》记载:“邑南百里有龙祖潭,每岁自小满迄夏至水涨时,巨鳞沿湘而上,所遗子满湘波间。居民编竹为筏,名鱼舫,施罛逆流而取之。以苧布为箱置水上,摝鱼子置其中,越宿而化为小鱼,如发,上自柏坊驿,下至雷家埠,过此则取鱼苗矣。旧为舫三千有奇,今多寡每年不等,以取利微而价值小也。邵、武、辰、靖皆于衡地担鱼苗,数千里渔歌不绝焉。”

清泉县,即今衡南县;龙祖潭在其城南。古代。这里是湘江鱼类洄游产卵的重要地段。

《大清一统志》记载:这里“山石壁立千寻,俯瞰清湘,鱼啸子经此山照,成苗。”清人王万树撰《湖南阳秋》记载:“其下龙祖潭,每风激,潭水沸白,卷起与山石相映发。春夏之交,雨集潇湘水涨,群鱼卵育,经白石照成苗。渔人利之,傍岸浮竹筏捞鱼所啸之子。上下百余里,渔歌互答,声还湘流,洵湘东名胜也。”

原来,龙祖潭的渔民,主要不是靠打渔为生,而是“傍岸浮竹筏”捞鱼子、卖鱼苗。

白石照,也叫白面山,在常宁县城“北三十里,为一邑水口,山产白石,可为础。”(清同治《常宁县志》卷一“山水”),因此《常宁县志》说得更为详细:“鱼苗出湘水,经白面石照成种。每岁清明节后,浮筏湘中,候雨集水涨鱼啸子胶密网捞之,盛以布箱,越宿成苗,形星星,乍睹若清水然,故曰鱼水,置盆内,取峒茶煮盐鸭卵,用卵黄为粉饲之,获鱼无算,购者云集。”

鱼苗的捞取与孵育,使这里的渔民获利。清人江昱在《潇湘听雨录》写道:“鱼苗出常宁白面石下……其水利市者,获鱼至亿万无算。数千里外,购鱼苗者帆风泝月飘然,渔歌与湘流上下。”民国18年(),老埠头渔民周高宋与周高燕联营一鱼舫,收入银元元,周官峰独营一舫,收入银元元,民国时期,常宁江河捞卵年产鱼苗约万尾[2]。这一带,“上下百余里,渔歌互答,声还湘流”,——这种轻松愉快的劳作、衣食无忧的生活,加之源源不断的商流,足以使“渔歌与湘流上下”!

屈原们也以诗歌的方式记载了渔人们的欢乐。王晋《鱼苗诗二首》:“冬至取盐卵,清明采峒茶,蚕桑非妾事,郎是养渔家。”——这里的渔妇,不从事桑蚕农事,只是在冬至时醃制盐蛋,清明时采摘峒茶、制作粉饲,以备清明节之后养育鱼苗。“三月龙潭鱼水高,五月龙潭鱼水消,渔翁招手问渔妇,今岁何如去岁苗?”[3]

男人们的生活则是另外一种状态,《十月打渔作田歌》这样唱道:“正月里正是新年,渔哥下地也种田。……三月里三是清明,渔哥准备去撒种。田头田角都撒到,豆角瓜果一蓬蓬。四月里四是立夏,渔哥下河打渔呷。……六月里六是三伏,山头路边草也枯。我劝渔哥打渔去,田地减产网上收。七月里七秋风凉,我劝渔哥早晚忙。早晨田里把禾杀,夜巴屋里补渔网。……十月里十下大雪,渔哥拿鱼去换棉。换来棉花打棉被,过哒冬来又新年。”

原来莲湖湾的渔民过的是一种半农半渔的生活。因此,他们传下来的渔歌,也有众多的农耕文化景象。进入现代,湘江河鱼回游渐少,莲湖湾鱼苗的生产与销售被其他地方的池塘水库养鱼所取代,因此三月三清明时节,渔民们不是下河捞鱼卵,而是下地撒豆种去了。

半农半渔的日子还是比较清闲,在这样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空间中,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情歌,就占据了渔歌的很大一部分。

他们劳动时可以唱:

四月里来莳田忙,我和小妹莳成行。

开口便把渔歌唱,哪怕百亩大坵长。

休息时也在唱:

要我唱歌慢慢来,端条矮凳坐一排。

渔歌就要唱一堆,零零星星不开怀。

火塘边可以唱:

火钳敲火火花飞,我和小妹坐一堆。

我俩来把渔歌唱,一个一首不呷亏。

渔船上也在唱:

日头出来晒高坡,十八妹妹坐船头。

双脚伸在水里耍,一双小手叉裤腰。

逗逗打来打打逗,逗逗打打上了钩。

情意只为逗打起,逗逗打打舍不丢。

正如歌手自己所说:“讲有水平我不认,讲有歌瘾我应承,画眉饿死深山里,听到歌声又还魂。”

因此,半农半渔的生产方式,使湘江渔歌,在莲湖湾一带,世世代代传承!

我与蒋南先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认识的。

在交往中,我只知道他是非遗项目衡阳酃酒酿造技艺的传承人,知道他对历史悠久的酃酒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省、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的活动中,他与酃酒都有过一些精彩的亮相。后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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