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年百人”计划里
第一年的故事
文丨丁朵
编辑丨王丹妮
面试大学生郑涵的时候，律师焦瑛有点恍惚。她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
那是年5月的一天，24岁的郑涵怯生生地推开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这位正在西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的小姑娘，为显成熟特地穿上了白衬衣、黑西裤，但一张娃娃脸上仍露出青涩的好奇。
还有一年时间，郑涵就要走出象牙塔，投入社会的洪流。对于毕业后该从事何种职业，此时的郑涵仍拿不定主意。之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的实习经历，让她觉得做法官挺不错，可做律师会不会更适合自己呢？郑涵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迷茫之中，郑涵在手机上刷到一则公告——“炜衡大学生刑辩训练营”计划，花十年时间，在大学寻找最优秀的一百名刑辩新人。
“炜衡我知道，是一家很有名的律所。”郑涵心动了。再一看，训练营在北京、广州、成都、重庆、西安、合肥这六座城市都有设点，身在西安的她可以不耽误学业地全程参与。郑涵迫不及待地投出了简历。
看着面前数份简历，炜衡西安所的高级合伙人焦瑛很感慨。她回想自己年代毕业迈入律师这行，一开始完全是野蛮生长，“偶尔碰上老律师愿意带一带我，教我点什么，我都请他们吃饭表示感谢。”
经过二三十年摸爬滚打，如今，焦瑛已练就一身刑辩“武艺”。作为第一期训练营的律师导师，焦瑛要从报名的大学生当中选择一位，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倾囊相授，引领她的“徒弟”推开刑事辩护的大门。
焦瑛选择了郑涵。面试时，郑涵思路清晰、表达严谨，她青涩而真诚地询问“女性从事刑事辩护如何自我保护”，更让焦瑛忍不住想与她分享自己职业道路上的光荣与荆棘。
一段师徒缘分开始生根发芽。
训练营的发起人，是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彭逸轩。
炜衡的分所遍布全国，总所则位于高等学府聚集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每年毕业季，总有许多满怀壮志的年轻人加入炜衡，从律师助理做起，为这家成立逾25年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注入新鲜血液。
不过，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做起律师助理的工作有时却不得要领。“大学生在学校里学得再好，真正让他写个起诉状、整理个卷宗摘要，结果和实践中使用的差别还是很大。”磨合的时间长了，所里也有律师向彭逸轩抱怨，怎么交给助理的基础活儿总要返工？
彭逸轩年加入炜衡，从为律师李肖霖担任助理起步。李肖霖因年为刘晓庆案辩护，与许兰亭、钱列阳、张青松被媒体并称为刑辩“京城四少”，十余年来亲历无数大案。
“在大平台上、跟随已经取得成绩的律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一上手接触的就是有难度的案子，这对开阔眼界大有好处。我自己就是受益者，所以也想为年轻人创造这样的机会。”彭逸轩开始琢磨，也许可以依托炜衡的资源办一个免费训练计划，一方面让有志于刑事辩护的大学生在正式上岗前了解业务流程，另一方面也为刑辩律师这个行业吸引和储备人才。
彭逸轩的设想得到所内许多高级合伙人和资深律师的支持，王晓乐是其中之一。
王晓乐年毕业考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历练八年后转行做刑辩律师。在体制内，新人和老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传统的学徒与师父，新人经过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案件的“魔鬼培训”，很快就能独立办案，同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的气氛也非常浓厚。“法律是实践的科学，光靠书本上的知识肯定是不够的。同样是法律共同体，但在培养新人投入的资源方面，律师行业和司法系统相比确实有差距。”
一个系统的刑辩新人训练计划在讨论中逐渐成型：从年开始，每年培训10名大学生，持续十年；每年先集中授课，再由炜衡的高级合伙人一对一指导实战，就像传统的师父带徒弟那样。
“有同事提醒，是不是不用一开始就摆个十年的阵势？是不是先只说一年，会更为稳妥些？”彭逸轩想了想，觉得帮助年轻人成长这件事和刑事辩护一样：需要专业，需要勇气，也需要一点信念。
既然是大学生刑辩训练营，彭逸轩一开始确定的原则是只招在校大学生。不过，黄琦智的出现让彭逸轩决定破例一回。
年5月，22岁的黄琦智即将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他不打算升学，但工作也暂时没有着落。
大四实习季，黄琦智没有寻求与法律相关的实习机会，而是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时他觉得，从事法律职业会让人生过于沉重。
但临到就业关口，黄琦智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专业所学，依然渴望成为一名法律人。而训练营的适时出现，对黄琦智来说是一次机遇。
“本来我们就打算招10个在校生，但黄琦智很坚持，也和我们多次沟通，说愿意以同等的热忱参与到训练营中。”彭逸轩欣赏黄琦智有自己的想法，同意让他成为训练营的“旁听生”，同时在总所做王晓乐律师的实习助理。
年6月10日，第一期大学生刑辩训练营名单揭晓，包括黄琦智在内，形成了10+1的学员阵容。
距离训练营正式开营还有一个月，已从学校毕业的黄琦智就提前来总所实习了。第一天报到，黄琦智穿了一条休闲短裤，一进律所大门就隐约感觉哪里不对，仿佛很不合群。王晓乐团队的助理小伙伴提醒他，穿着短裤会见客户显得“不可靠”。
黄琦智恍然大悟，周末去商场添置了衬衫、长裤、皮鞋，花费小一千。这是他逐梦刑辩圈的第一笔投资。
等到大学里放暑假，年7月12日，第一期训练营正式开营。来自天南海北的11名学员齐聚北京，在炜衡总所参加四天四夜的魔鬼集训。黄琦智打量其他学员的穿着打扮，依旧充满学生气，有一刹那他以为自己重回大学校园。
训练营的授课内容很快让学员们意识到，这里不是大学校园。
课程分为12讲，外加一节案例研习。来授课的除了三位高校法学教授，其余都是炜衡所高级合伙人，也是学员们的导师。课程内容经过精心设计，紧扣实务，从辩护人如何阅卷、会见、科学取证、撰写辩护词到庭审如何表达、如何交叉询问，再到如何争取非法证据排除、质证鉴定意见乃至开展刑事申诉……“就是要让学员们从头到尾走一遍刑事辩护流程。”彭逸轩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采用一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引导学员们掌握交叉询问的技能。他像一个导演，学员们在他的指挥下扮演具体案例的律师或者证人，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他希望这种有别于传统的授课方式，能够让学生们真正“在做中学”，从而弥合法律教学与实践的鸿沟。
这节课在学员程彦绮心中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程彦绮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但在学校里还没来得及听许身健的课。她从小想当律师，为参加训练营直接放弃了原定北京某中院的暑期实习。
“我以前对律师的理解是大而化之的，比如我知道律师在庭上要询问证人，但不知道该怎么问，或者问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哪些意外，我又该怎么应对。”训练营课程让程彦绮对于律师的工作有了更具象的理解。
学员盛浩的感受更为震撼——训练营课程颠覆了他对律师工作的一些想象。
“我以前以为，律师写辩护词，就是要把当事人写得越可怜越好。”盛浩阅读过一些辩护词，情绪充沛，辞藻华丽，但袁志律师却在《优秀辩护词如何炼成》一讲中告诉学员们，辩护词的目的是要说服法官。
盛浩是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律师导师是炜衡重庆所的高级合伙人余贤军。
余贤军为学员们讲授刑事申诉。这位曾经在法院、检察院、政法委都有任职经历的律师，目睹过太多当事人信访不信法，也深知许多同行因为投入精力大、胜诉率低而不愿接申诉案件。讲课时，他屡屡流露对刑辩新人们的殷切期盼：“这行需要一些有大爱的人。”
四天集训结束，学员们回到各自城市，开始一对一向导师取经。
在重庆，盛浩每天上午坐半小时公交到律所，傍晚再回学校，如此持续到暑期结束。
“余律师人很好，从不让我干什么杂活。”那两个月，盛浩帮余贤军整理了一些已经结案归档的案卷。他一边整理，一边琢磨导师怎么写辩护词，发现个中门道与集训授课内容完全能对上：“关键是思路清晰，不是一味要写得很多、很煽情。”
对于正在办理中的案件，余贤军也训练盛浩做阅卷笔录。这项训练很有意义，因为在余贤军看来，阅卷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功。
“刑辩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我们国家的刑事辩护主要还是卷宗主义，不论法官还是公诉人，对卷宗的证据都非常重视。那作为辩护人，就必须在大量卷宗中寻找每一个疑点，这就需要你能静下来、沉下来，耐得住寂寞。”
盛浩第一次交出来一份二十多页的阅卷笔录，余贤军点评“写长了”。他告诉盛浩，阅卷笔录的用途是方便律师在法庭上快速找到证据在案卷中的对应位置，未必越长越合适。盛浩一下“开窍”了。
年12月，学员们再聚北京参加炜衡刑辩年会，同时进行训练营中期答辩。盛浩提交的中期答辩作业就是一份阅卷笔录。
不过盛浩觉得，中期答辩表现最好的还属“旁听生”黄琦智——他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
那是黄琦智的导师王晓乐正在办理的一个涉黑案件。“我让他写的时候，他还比较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你就把手头能做的做好，其他有我兜着。”
黄琦智花了几天时间阅卷，调动自己在大学里打辩论的经验分析案件辩护要点，再仿照一般法律意见书的模板写了一份。王晓乐看完很惊喜：“能想到的都写上了，很全面，也还算简洁，我真是挺满意的。”王晓乐作了修改，把这份法律意见书提交给了法院。
学员郑涵的表现也让导师焦瑛感到惊喜。有一次，焦瑛让郑涵帮忙整理一个非吸案件的阅卷笔录，“这个案子的特点是涉及的集资群众特别多，而它的证据主要就是证人证言。郑涵主动将这么多证人证言分门别类做了个图表，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其实，郑涵的灵感来自李肖霖律师的学员、北京大学刑法学研究生姚建伟。集训时，他俩分到同一组做案例研习，姚建伟用图表归纳案例中的证据。郑涵意识到图表呈现更为直观，于是学以致用。
“年轻人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喜欢用图表，也启发了我们，给律所带来了变化。”彭逸轩说，学员与导师其实是相互学习。
11名学员中，杨浥晨自认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和在职的律师助理不同，因为不持证，在有的律所，实习生有时不能跟随律师进入一些司法场所。律师外出办案时，他们大部分时间仍是在律所打基础、做案头工作。
但在训练营里，对于学员们付出精力较多的案件，如果赶上开庭，导师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旁听庭审。不过，论外出次数，谁都比不过杨浥晨。
暑假里，杨浥晨跟着导师袁诚惠去过甘肃、贵州阅卷，去过山东会见当事人。“虽然我进不了看守所会见，但袁律从北京开车过去，一路上和我‘上课’，教我怎么处理和当事人的关系。”
到了寒假，杨浥晨还赶上袁诚惠代理的李宁院士案开庭：“我知道这是袁律手上最重要的一个案子，他前后奔波了五年都没有开庭，正好我赶上了。”
袁诚惠向法庭书面申请，希望杨浥晨作为助理出庭，得到允许。杨浥晨特地借了一身律师袍，虽然在辩护席上轮不着她说话，但她明白，自己在见证历史。
几天后，判决结果出来，杨浥晨觉得“被打击到”。而类似的感受，学员付彤也有。
付彤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师从教授陈瑞华。陈瑞华受邀为训练营授课，同时推荐付彤来参加训练营。
“刑事辩护在我眼中有童年滤镜。”付彤很珍惜这个机会，她在彭逸轩的指导下跟进了几个重大案件，但有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说实话，还挺失落的。我意识到刑事辩护并不是一个很爽的工作，它需要我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彭逸轩看来，让刑辩新人尽早感受到“失落”，并不是一件坏事。
“刑事辩护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你必须知道它难，你才能真正去面对这种挑战。如果我们只把它光鲜的一面展现出来，大学生就会怀着一种乐观的念头加入，然后感受到无奈，再退出。与其这样，不如我们把真正的职业状态展现出来，提前让他们看到。”
也有学员通过训练营领悟到，做刑辩律师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中山大学学生杨昱晗的专业背景有些另类——她本科、研究生念的都是法医学。集中培训那四天，杨昱晗甚至不太敢发言：“我看大家都很优秀，就自己不是法学专业的，不会‘法言法语’，怕说错话。”
对于从事律师行业，杨昱晗的心态一度很矛盾。她想做律师，但又担心自己做不来：“以前以为律师都是能言善辩、侃侃而谈，但自己不是那种个性，所以就不太坚定。”而且，她也拿不准，法医学的专业背景会不会是减分项。
“你是复合型刑辩人才啊！”进入训练营后，导师孟恩同的鼓励增强了杨昱晗的自信心。而在旁听一场庭审后，杨昱晗的顾虑彻底消除。
“孟律师在法庭上观点输出非常密集，但仔细听下来，会发现他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原来律师看似“侃侃而谈”，其实功夫都花在法庭外，杨昱晗由此明白，只要好好准备，自己也能做律师。
年6月，杨昱晗即将毕业，孟恩同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团队，加入炜衡广州所。杨昱晗接受了邀请，她为自己一年前的选择感到庆幸。
黄琦智也收到了炜衡的offer。王晓乐计划，等疫情结束，工作节奏恢复正常，就多带自己的“徒弟”出去跑一跑。“如果没有这方面经验，等他将来自己做律师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他可能会缺乏足够的底气。”
即使训练营结营，这种师徒之间的情谊依旧会延续。郑涵因为不打算留在西安工作，也就不能继续跟随焦瑛，“但我会永远把她当作我的老师。”
“刑事辩护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辩冤白谤，乃第一天理。”为了给郑涵写结营寄语，焦瑛思考了好几个小时。虽说无论爱徒将来如何选择职业，焦瑛都会欣然送上祝福，但她还是希望，已经推开刑事辩护大门的年轻人们，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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